李傳印
郭山澤/漫畫
漢初統治者諸事從簡，節省財政開支，開創了漢初清明儉樸之風。文帝和景帝也都是以節儉名垂青史，《史記·孝文本紀》以濃筆重墨描繪漢文帝的節儉形象:“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
漢初文臣武將多來自社會中下層，從而形成了布衣將相的格局。清代趙翼在《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中言: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但隨著布衣將相的貴族化過程的演變和漢初經濟的恢復，奢靡之風也日漸增長。賈誼給漢文帝上《治安策》，對時局十分憂慮。
漢武帝時的丞相嚴安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上書稱，“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是教民以侈也”(《漢書·嚴安傳》)。嚴安看到統治集團內部興起的奢侈風氣已開始蔓延，社會上出現“逐利無已，犯法者眾”的局面，所以他從奢侈之風蔓延對社會產生危害的角度上疏要求制定製度，以戒淫逸。
西漢中期以來奢侈腐化的局面日益嚴重，引起了貢禹等人的憂慮和不滿，他利用漢元帝問事之機，對這些不良風氣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提出戒奢建議。在貢禹的建議下，元帝“下詔令太僕減食谷馬”(《漢書·貢禹傳》)。漢元帝降低膳食標準，開放苑囿給貧民，罷除宮中娛樂嬉戲項目等等，都是抑奢的可貴之舉。漢元帝雖然個人倡導節儉，但他無力抑制外戚、大臣的奢侈腐化。
到漢成帝時，情況又發生了很大改變。王嘉指出“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漢書·王嘉傳》)。諫臣的勸諫並沒有讓漢成帝收斂。
谷永對漢成帝的荒淫腐朽及其危害很憂慮，他警告漢成帝，“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漢書·谷永傳》)。但是，上之所行，下必效之，由於漢成帝自己的“示範”作用，王公貴族紛紛仿效。大臣石顯離任時不想帶走的床席器物就值數百萬，其用度的奢侈可見一斑。世稱儒宗的張禹為人雖然謹厚，但他“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漢書·張禹傳》)。
西漢時期奢靡的社會風氣及其造成的人倫綱紀破壞、道德缺失和社會混亂等各種危害，漢元帝時的匡衡看得很清楚，並表示出極大憂慮。他曾上疏漢元帝，“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闢之意縱，綱紀失序……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漢書》捲八十一《匡衡傳》)。匡衡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的侈靡表現出嚴重的關切和不滿，所以才冒死上疏勸諫漢元帝要移風易俗。
關於東漢時期的奢靡風氣，王符在《潛夫論·浮侈》中曾進行過系統論述。王符雖然主要是批評京師貴戚的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也對整個京師人們貪圖吃、喝、玩、樂的奢靡之風表現出深深的憂慮，這篇文章就是東漢社會風氣的一個真實寫照。
在奢侈之風影響下，漢代官僚貴族爭相奢衣服、侈飲食。外戚梁冀大興土木，居然還與其妻比賽誰更奢華。後來，漢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五人共議誅除梁冀，“收冀財貨，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梁冀家財等同於全國租稅之半，其生前的腐敗確是觸目驚心。
在崇尚功名的社會中，社會輿論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唯一尺度是占有財產的多少，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也是以聚斂的財富為重要標誌。那些有權有勢、不勞而獲的統治者的虛榮心和貪婪本性在這種社會評價標準的刺激下更加膨脹，他們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通過各級官吏層層下移，導致社會奢侈成風。《漢書·地理志》記載:關中“五方雜厝，風俗不純”;河內“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周地“貴財賤義，高富下貧”;中山“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邯鄲“高氣勢，輕為姦”……
奢侈腐敗的世風，一是破壞社會秩序和規範，二是助長了腐敗的滋生，因為在奢靡之風促使下的利益追逐，必然與奢求富貴相伴相隨，從而出現了《漢書·食貨志》中所述各級官僚“爭於奢侈”的局面。
(供稿: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曆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課題組，課題主持人:卜憲群) （原標題：由窮入奢只在毫釐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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