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獲獎者為日美科學家，華裔科學家則無緣獲獎。國人失望之餘，再次將關註焦點放在了國內大學的基礎學科狀況上。不少人指出，在如今的大學里，經濟、金融、管理類專業受到熱捧，理學等基礎學科卻坐上了冷板凳。而且經管熱不僅停留在大學里，還燒到了社會上。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前院長饒毅指出，2049年中國本土應該出十幾個諾貝爾獎，否則35年後的中國可能不及今年的日本。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加大對基礎科學的重視，從而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更為強勁的科技動力，恐怕是我國高校的決策者們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經管專業招生規模遠超理學專業
我國大學學科一般分為13大類，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和軍事學。經管專業分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個大類，兩大學科所涉領域雖有所不同，但都與國民經濟運行緊密相關。理學則為相對基礎的自然科學學科，包含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質學等理論研究專業。
記者查閱了教育部公佈的1998年—2012年本科、研究生各學科學生的分佈情況，對比了經管專業和理學專業在招生人數上的變化後發現，在大學擴招的背景下，經管專業學生和理學專業學生規模均有所擴大，但經管專業招生規模增長速度明顯快於理學的增長速度。15年間，經管專業本科、研究生招生規模均擴大了10倍，理學專業本科和研究生均僅增長4倍，遠低於本科和研究生總體招生數6倍和8倍的增長規模。
從每年經管專業、理學專業招生規模變化這一縱向指標來看，1998年高校擴招之前，全國本科經管專業和理學專業的招生規模均在10萬人以內，1999年，隨著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出台，經管專業和理學專業招生規模的擴張進入快車道。經管專業招生人數的增長尤為強勁，15年間始終高於招生總人數的增長速度，2001年增長率更是達到了驚人的55.23%。
理學專業招生規模的增長速度則相對緩慢，2002年之後，全國本科理學專業招生人數的增速一直低於招生總人數，甚至在2011年出現了負增長，為-1.00%。2012年，本科總體招生規模約為1998年的6倍，經管專業則為10倍，理學僅增長了4倍。
研究生階段，經管專業的火爆程度同樣有增無減
在研究生階段，經管專業的招生規模起伏較大，總體增幅明顯。增長最快的2001年和2011年，增幅分別達到85.78%和78.99%。但2009年和2010年招生規模則出現較大下滑，分別為-18.37%和-7.09%。
相比之下，理學專業招生規模的變化情況則較為平穩，增幅最大的僅為2000年的34.33%，其他年份則一直保持在30%以下。2010-2012年，研究生理學專業招生人數出現持續負增長，分別為-1.50%、-1.20%、-6.15%。2012年研究生總體招生規模比1998年增長了8倍，經管專業則增長了10倍，理學僅為4倍。
從每年經管專業、理學專業占當年招生總數比例這一橫向指標來看，出現了經管專業招生比重不斷擴大、理學專業不斷縮小的趨勢，更體現了經管熱、理學冷的特點。
1998年，經管專業大學本科招生人數為89481名，占招生總人數的13.70%，理學專業招生67623名，占比10.35%，兩者比例僅相差3%。隨後的15年，經管專業招生比重一直上升，於2012年達到903068人，占全國招生總人數的24.14%。理學專業招生人數占比在1998年-2002年小幅增加之後，連續十年不斷減少，到2012年，招生人數僅占全國招生總人數的9.21%，低於1998年的水平。2012年本科經管專業招生人數已為理學專業招生人數的2.62倍。
研究生階段，經管專業的火爆程度同樣有增無減。經管專業研究生1998年僅招生9216人，占招生總人數的12.71%，低於理學專業14.92%的水平。2001年，經管專業招生規模超過理學專業，之後差距逐漸增大。2012年，經管類研究生招生規模達到104049人，比例為18.08%，理學專業研究生招生數為54138人，所占比重首次低於10%，為9.41%，研究生階段經管專業招生人數為理學專業招生人數的近2倍。
經管熱不僅停留在大學里，還燒到了社會上
對經管專業的熱衷還體現在各省高考狀元對大學專業的選擇上。據中國校友會網發佈的《2014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顯示，1977—2013年中國各地區高考狀元中，選擇就讀經濟學專業的高考狀元人數最多，有288人，居榜首；工商管理專業有283人，居第二位。就讀經濟學和工商管理的高考狀元人數遙遙領先於其他專業，合計占高考狀元總數的38.45%。
經管熱不僅停留在大學里，還燒到了社會上。當前，“天價總裁班”頻現。2014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費為58.8萬元，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EMBA項目學費為56萬元，復旦大學EMBA項目為59.8萬元。儘管收費不菲，這些課程依然受到熱捧。根據中國科協出版物《中外管理》發佈的數據，1991年全國僅 9所試點院校開設EMBA課程，到2010年，236所院校獲批，擴張了26倍。1991年僅94人入學，2010年超過3.6萬人入學，增加了383倍。
我國大學的“重商主義”儼然成為一種潮流，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對此提出了擔心：“當你以就業、掙錢為價值觀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教育很失敗。連我培養的最好的學生都說，‘老闆，我畢業後想去金融公司。’如果所有的精英都往就業方向走的話，我認為這樣的國家會出問題。”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前院長饒毅指出，2049年中國本土應該出十幾個諾貝爾獎，否則35年後的中國可能不及今年的日本。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的今天，加大對基礎科學的重視，從而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更為強勁的科技動力，恐怕是我國高校的決策者們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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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家為何無緣諾獎：教育妨礙創造力
外媒稱，2014年度的諾貝爾醫學、物理和化學獎紛紛揭曉。獲獎的有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科學家。然而，名單中仍是沒有中國科學家的名字。學者表示，中國官本位的體制和鼓勵“尋求正確答案”的教育使中國科學家至今同諾獎無緣。
英國廣播公司9日報道稱，中國人可以說有很強的“諾獎情結”。今年諾貝爾獎預測時，預測獲獎的名單中出現了四位華人面孔，得到了中國媒體的廣泛報道。報道都特別提到其中兩人是在中國國內受過大學本科教育，改革開放之後出國留學，做出了出色成績。
諾貝爾獎揭曉，四位華裔科學家沒有獲獎。中國媒體報道紛紛表示遺憾。然而，即使他們四人這次獲得了諾獎，也是在國外研究的成果，不能說是中國科學研究的驕傲。
諾貝爾獎建立100多年來，雖然偶爾也有華裔科學家登上領獎台，但至今沒有一個中國本土的科學家獲此殊榮。這種狀況也不斷引起中國國內的討論和反思。
早在1996年，中國科技界的權威性報紙《中國科技報》就曾發表一篇文章，探討這個問題。文章作者的結論是，中國未能贏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是中國科學政策上的偏誤造成，即科技政策上“重術輕學”。
曾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張煒在採訪時表示，中國出不了諾貝爾科學家是體制出了問題。
“中國目前的體制還是沒有以科學家、以科學為本位，而是官本位。無論是資源的分配還是社會上對他們的承認，都是引導著科學家朝官本位的方向走。這就分散了許多科學家的精力。而且，在中國是科學家為官員服務，而不是官員為科學家服務。這是一個最直接的原因。”
他說道，每個中國科學家背後都有好幾個領導在領導著他。申請經費要找這些官員，他要得到這些官員的支持，否則很難做出成果。很多在海外學有成就的科學家回到中國，希望用中國的資源為中國做些事。結果發現要花費很大精力搞人際關係，不得不做一些官員喜歡的工作，被迫參加一些與科學無關的工作。
報道認為，中國本土難出諾獎科學家也同中國教育所鼓勵的思維方式有關。
張煒說，中國無論是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教育，提倡的都是“尋求正確的答案”，而不是鼓勵學生按照他們的興趣創造性地提出問題。
中國國內有一種說法，認為諾貝爾獎的評選存在意識形態偏見，也有說諾獎“重歐美輕亞洲”。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學者潘曉松表示，冷戰以來，諾獎的評選一直是跟著政治潮流在動，就是說全球的政治潮流朝哪邊波動，或者加上全球化以後的經濟潮流朝哪邊來動，他的關註點就往哪邊挪。
報道認為，關註重點會變化並非沒有道理，不過說諾獎評選存在意識形態偏見或重歐輕亞恐怕站不住腳。前蘇聯曾獲得過十多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而獲得諾獎的也有多名亞洲科學家。今年獲得物理獎的就是三名日本學者。
張煒認為，對科學家的評定，不敢說完全沒有偏見，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在國際上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這種偏見是不大的。
他說，中國的問題是，從小到大的教育，妨礙創造性思維。這種做法毀了兩代人。因此從這兩代人中要產生有創意的科學家難度極大。
(參考消息)
（原標題：大學“重商主義”難出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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